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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痼疾难根治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这是本轮紧缩周期的第四次加息，即便如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表现欠佳。中国名义GDP以20%的年率增长，其中大部分是通货膨胀；负实际利率的水平很高。利率提高25个基点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通货膨胀正在进入危险的领域。很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通胀预期很高，并仍在上升。有迹象表明，通胀的恐慌正在蔓延。囤积现象已不时可见。当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时，就很可能爆发社会危机。
中国的利率至少应该提高3个百分点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政府制造通胀的恐惧，而通胀是会耗散货币价值的。目前加息的幅度太小了，不足以平息这种恐惧。能够阻止一场全面危机到来的，正是对人民币将会升值的信心。否则，资本外逃将会猖獗，贬值也将成为可能。
——心理战无法治愈通胀。中国有许多人过于相信心理战的力量。通胀并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的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要遏制通胀，就要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该与生产力相适应。否则的话，即使心理战成功了，造成一种人民相信没有通胀的假象，这种影响力也不会持久。人民是不可能被一直愚弄的。事实上，心理战也可能适得其反。当人民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任何事情了。即使通货膨胀确实冷却之后，人们也不会相信。既然心理战不可行，这就要求用超调的从紧货币政策来消除人们的恐惧。
——行政权力也无法治愈通胀。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当涉及到通胀战时，很多人认为，政府可以迫使企业和商人不涨价。在这方面，近来有很多案例。
迫使企业不涨价只能暂时起作用。当投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时，不提价，就没有企业能生存。当政府施压要求企业不涨价时，企业就必须停产，或以不同的方式涨价，例如，减少分量或以旧充新，都能起到涨价同样的效果。
无论政府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强大得过市场。
对于国有企业，补贴可以暂时延缓价格上涨。例如，中国的火电厂几乎全部亏损。它们靠贷款填补亏损才能生存。这只是将通胀的负担转移到了银行。这种策略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燃烧劣质或不脱硫的煤，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的污染会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由此看来，即便行政方法能将通胀数字调低一点，这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吗？
信贷配给降低效率
信贷配给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很有私营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转向灰色市场来获得融资，年利率通常在20%以上。很多企业，即使不是大多数，根本无法在如此高的融资成本下生存。大多数这样的借款人都认为当前的形势只是暂时的。然而，如果通胀持续，信贷紧缩保持不变，破产很快就会在私有部门蔓延。
中国的资本配置近年来越来越向国有企业倾斜。银行一直向很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贷款，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是政府所有。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国有企业融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以及征收房产购置税，也筹集了大量资金。因此，政府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也增加了。
政府和国有企业两者的支出，可能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一半。这是迄今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欧洲的政府高收入是为了财富再分配，但在中国这部分支出很少。历史早已表明，政府或国企的支出效率是低下的，现在的大量证据，仍在表明政府和国有企业支出效率是极低的。面子工程在中国，就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低效率的副产品就是通胀。当钱被花在生产力低下的活动上，就不会有产品或服务来吸收资金。因此，就变成了通胀。信贷配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在公共部门继续浪费金钱，加剧通胀的同时，效率较高的中小企业却正被饿死。中国的整体效率水平可能正在下降。
滞胀风险在上升
资本效率的下降和持续的负实际利率导致滞胀。滞胀最终会导致货币贬值。没有任何新兴经济体能躲得过货币贬值之后的重大危机。
地方政府无法负担正的实际利率，他们的债务是收入的3倍，甚至5-10倍。他们的存活就寄希望于高价出售土地。正的实际利率可能会使土地价格泡沫破裂。因此，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维持低利率。
国有企业情况也类似。尽管去年报告的利润达到了人民币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现金流仍然是负的。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出现过正的现金流。近年来负现金流日趋严重。会计利润总是很难理解，在中国更是加倍难以理解。当庞大的国有部门负现金流如此严重，杠杆率如此之高，人们便会担心其财务状况。当利率变成正的，该部门的很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因此，国有企业希望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这股力量就是借助信贷配给和负实际利率来起作用的。如果这种组合继续存在，滞胀将不可避免。如果滞胀是一个稳定平衡，很多人会喜欢它。它有效地抹掉了那些无偿还能力者的债务。但是当债务人看到债务被削减，储户却看到了自己的存款被清空了。人们不能指望储户不有所反应。因此滞胀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平衡。滞胀期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动荡。
对于新兴经济来说，严重的滞胀总是会导致货币贬值，并一定会触发金融危机。中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资本控制。贬值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人们不能忽视这种风险。中国的货币供应是外汇储备的4倍。并且，在官方体系外还有着巨大的信贷创造。例如，信托行业正在有效地利用调整利率套现。它的风险取向以及资本不足的现状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实际的货币供应可能比显示出来的要多得多。一旦预期发生变化，对汇率的压力可能会非常巨大。
中国需要从信贷配给转向用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每次加息至少应加倍至50个基点才可能向外界传达这种新方法的信号。利率水平应该尽快增加3个百分点。
为摆脱信贷配给，借贷利率应进一步放开。例如，借款利率围绕官方利率进行波动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拓宽。目前，银行收取费用来增加有效借款利率。但这既不够透明，也不够有效率。
再平衡刻不容缓
失衡不再仅仅是一个宏观问题。它正在影响微观效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宏观的通货膨胀。
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公共部门开支不断增长，且效率低下。在这个体系下，收入的增长集中于公共部门。随着公共资金的需求超过经济可以承担的程度，只有印钞票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将资金转向公共部门的工具就是高税收和高房价。除非这两项都能降低，否则经济调整就只能是句空话。中国必须减税来传递经济增长新方式的信号。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应尽快削减到25%。增值税应减少到12%。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中产阶级的压迫尤其严重。一个成功的白领在工作了十年之后仍负担不起一线城市的一套普通房屋。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抑制中产阶级的发展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满意度。
许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房价目标，似乎要限制价格上涨。但是，目前的房价人们就已经无法负担。当前的体系似乎已经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担忧和问题了。城市每平方米平均房价应低于两个月的税后平均工资收入。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房价水平了。这已经将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的高投资成本纳入考虑范畴。当前的价格水平是这一标准的2到3倍。如此高价只能靠投机需求才能维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对多处房产或对非居民实行限购令后房地产销售崩溃的原因。除非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现实，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硬着陆。
消除负的实际利率不仅仅是抑制通胀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要将增长模式从依靠政府支出和投机转向依靠家庭支出。如果存款者因为通胀而经受财产损失，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强劲的消费者。相反，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可能会成为投机者，这样一来，就会将经济推向通胀和投机的恶性。
中国的经济困难都是相互勾连的，无法分别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使得公共支出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限制政府筹集资金的手段。限制通胀和泡沫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来考量。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将经济推向滞胀，一个后果是货币贬值的风险。贬值可能引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制度不够健全，难以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因此，进行根本经济改革的迫切性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