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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榕博 “道理要讲清，老百姓的问题也要解决。”
2011年6月12日，江苏省海门市农民姚玉兰因为丈夫的“事改企”职工福利问题，申请复议该市人社局行政不作为一案，由海门市市长亲审并最终被驳回。
“审案”结束后，市长姜龙拉着姚玉兰的手，说了上述这句话。
但让姚玉兰欣慰的是，虽然这桩“民告官”案件没有因为“全国首例市长亲审”而改变判定结论，但柳暗花明的是，她为丈夫争取的丧葬补偿最近已有了眉目。
在本报记者与海门市长姜龙对话时，姜龙说：“市长审案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直面百姓诉求、了解和解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原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才是市长审案的初衷。”
“我同情她，但心里又很复杂”
齐鲁晚报：6月12日，在“审案”现场，您听完姚玉兰的申诉后，什么感受？
姜龙：听了她的申诉以后，我感觉很同情她。像她这种年纪大又没有固定经济收入的老人，的确生活比较困难。
齐鲁晚报：这是个人感受，还是市长的感受？
姜龙：都是一样的。任何百姓遇到这样的困难，政府都不能坐视不管。
齐鲁晚报：既然您同情她，为什么最终姚玉兰的申请还是被驳回了？
姜龙：姚玉兰的丈夫是“事改企”单位职工。这次她丈夫去世，姚玉兰申请支付丧葬费、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费和救济费。但按照规定，这三种费用是参加企业保险的员工才能享受的。当年改制时，她丈夫已经放弃了这些后续费用，而自愿参加事业单位保险，在事业单位保险中是没有这些保险条款的。
齐鲁晚报：同情不能代替法律。
姜龙：是。在法律上，这个案件没有依据支持姚玉兰的申请，因此她的申请被驳回。
齐鲁晚报：当姚玉兰的申请被驳回时，您的感受是什么？
姜龙：我当时心里很复杂，我内心是希望姚玉兰的问题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直接获得解决的。但是审理以后，我发现，现有政策的确无法解决她的问题。
齐鲁晚报：当时您还想到了什么？
姜龙：当初事业单位改革成企业的时候，为了更多考虑职工的利益，才允许一部分改制职工继续参加事业保险。如果当时都是一刀切的话，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无法推进，但是现在看来，的确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齐鲁晚报：什么新问题？
姜龙：我发现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有些政策不一定很具体，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我们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要想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找到合适的答案，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研究加以解决。
像姚玉兰的申请，涉及“事改企”中职工的福利问题，虽然她丈夫的问题是一个个案，但是却说明我们现有的政策存在漏洞，需要调整和完善。
齐鲁晚报：作为市长，再碰到类似姚玉兰这样的案件，您认为政府应该怎样做？
姜龙：我们必须要遵守国家法律，同时也要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最好。但是，如果现有法律和政策不能解决，我们就要在权力范围内，为百姓寻求一条出路。具体到姚玉兰案件中，就是我们还要为她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
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姚玉兰的案子已经有眉目了，政府正在考虑按照企业养老保险的方式给予她补偿。
“经过多次过滤，文件可能会失真变形”
齐鲁晚报：网上一直有人担心，说，假如这起案件不是市长亲自审理的，那还会不会有人替姚玉兰协调、想办法呢？
姜龙：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在我审理案件以前，实际上海门已经有5位市领导，审理过7起行政复议案件，其中不乏存在争议的案件，但是每一起案件通过启动相应的程序，都得到了妥善处理。这是制度在管理，而不是个人在管理。
齐鲁晚报：比如……能不能举个例子？
姜龙：比如我们一位常务副市长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涉及到行业许可证的颁发由安监局向质监局过渡的问题，这期间，一家使用老证的单位被质监局查处，这个单位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实际上，这是政策衔接出了问题，我们就帮助这个单位办理了新证。
齐鲁晚报：还是再回到您身上，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位市长，您为什么要亲自审理一起普通的行政复议案？
姜龙：作为海门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之一，审案是制度赋予每位委员的分内工作，因此审案是我分内的事。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也有监督权，市长审理案件也属于我的职权范围。
齐鲁晚报：您是学什么专业出身？在案件审理中，您认为市长会像法官一样很专业地审案吗？
姜龙：这里面有一个误解，认为市长审案是不是越俎代庖了。其实，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不同于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我在审案中的作用也与法官不同。法官是主导案件审理，而我在复议案件中的工作是主持复议案件的程序，并且行使委员的权利。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您这个“市长”的身份，在案件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姜龙：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从这个案件最后判决而言，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委员，只有一张表决票。但是从案件引申出来的问题，作为市长，我可以协调一些部门做工作，对于绝大多数问题，我们还是有能力进行研究解决的。
齐鲁晚报：我还想知道，市长亲自审案与您平日看下面报上来的书面材料，有什么不同？
姜龙：看书面材料，会遇到一个时效性问题，公文的流转有一个过程，它会影响问题的处理，拖延政府处理的时间。而直接参与审理案件，会给我一个直观的感受，处理问题也会是第一时间的。
第二呢，文件在传输过程中，经过了很多次过滤，文件本身的意义可能会失真、变形，会对决策造成影响。而直接听取民间的声音更直观、清晰、高效。
“有质疑，我觉得很正常”
齐鲁晚报：网上有人说，市长亲自审案，就是一场作秀。坦白说，您这么做，有没有作秀的成分？
姜龙：如果能履行职责，帮助百姓，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就很有价值，很有必要。另外，根据制度的要求，我来审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这个案件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进而有担心和怀疑的声音，我觉得这很正常。即使媒体不关注，我也仍然会这样做，我想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齐鲁晚报：有些老百姓觉得，行政复议是“民告官”，行政部门可能会官官相护，进而质疑行政机构的公信力和公正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姜龙：关于公信力和公正性，我认为是执行问题。我们目前试点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就是要完善执行程序的公正、合理。这个委员会的34位委员中，32.4%的委员来自行政机构之外，其中包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律师、专家等等。在姚玉兰案件中，出席的17位委员中有8位是外部委员，老百姓可以保证有委员向着自己说话。
齐鲁晚报：还有人说，姚玉兰这次是碰上了，但一般情况下，市长很难拿出半天多时间亲自审理一个案件，这不现实，您怎么看？
姜龙：行政复议是市政府的一项法定职责，审理复议案件，不是现实与不现实的问题，而是我应该做的。尽管我们有具体的办案机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市政府，所以审理这个案件是我的工作。
当然，我也不是所有具体的工作都在做，而是最后这个环节才参与进来。
齐鲁晚报：通过这次亲自审理案件，您最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姜龙：坦率讲，没考虑。如果一定要考虑效果，那就是我希望公正、便捷、快速地处理每一起案件。
齐鲁晚报：您认为，市长审案是否还是利更大一些？
姜龙：在目前行政管理过程中，我们还避免不了各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交叉，政策也还有空白和遗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光靠一个部门解决某些问题是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的。这就需要提升到市政府层面。市级负责人审理案件可以直接面对百姓的问题，解决问题。
其实，我认为，市长亲自审理一个案件，直接听到很多基层的声音和问题，对法治政府发展的思路，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很有帮助。
齐鲁晚报：这也是一种探索？姜龙：是，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没有现成的路要走。而在探索中，会随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让问题在改革的思路中去解决，碰到问题及时进行弥补，不断修订完善，目的是帮助百姓解决问题。
我常常想，我心中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让我们的公务员可以合法、合理地执行行政工作。我们的决策要科学、合法，还要合乎民情。立法、监督，执法在国外是三权分立的，而我们国家的政府是三者兼而有之，因此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是需要三者同步发展，最终让百姓获益。
新闻背景
农妇姚玉兰的行政复议
海门市农民姚玉兰的丈夫薛为民生前是该市一家“事改企”单位的会计。2004年，该单位从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企业。由于当时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在市政府给予“事改企”人员选择权的情况下，薛为民为享受事业单位退休金，放弃参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当时与薛为民一样选择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的，海门还有800多人。
2009年，离退休还有4个月，薛为民去世。陷入困境的姚玉兰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支付丧葬费、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费和救济费。2011年4月26日，海门市人社局答复是，这三种费用按规定是参加企业保险的员工才能享受，没有法律依据从事业保险基金中为姚玉兰支付这三项费用。
4月29日，姚玉兰申请了行政复议。6月12日，姚玉兰行政复议申请听证会在该市市长姜龙的主持下开始，最终她的申请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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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案市长曾代表政府做“被告”
2007年，海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政府颁发房产证查证不实，普通公民状告市政府的“民告官”案件。原告是海门市货隆镇居民范某，而坐在被告席上出庭应诉的是海门市市长姜龙。这是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几起由市长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
原告范某认为，一套本属于他的房屋被公民俞某伪造了相关的商品房订购合同、收据，而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草率地将这套房屋产权登记在了俞某的名下。范某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市政府颁发的房屋产权证。
姜龙代表市政府进行了答辩。法庭休庭后，姜龙代表市政府在庭外为原告范某和第三人做了调解。最终原告代理人要求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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