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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寻档发现李大钊遗照清晰度之高国内未见亲孙女上午获赠时称—— “看见爷爷想起他就义前的话”
“看见爷爷，就想起他在就义前说的那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今天上午，从北京前往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李大钊的孙女李乐群女士说。
手捧着李大钊就义前的照片，64岁的李乐群激动地说，由于李大钊就义前烧毁了许多东西，因此这张遗照对李家来说，非常珍贵。
今年3月，海外寻档报道组在荷兰查档期间，偶遇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纪念馆宣教部部长激动地告诉我们，他们在荷兰找到了李大钊就义前最后一张照片。
6月18日，李大钊纪念馆通过本报，首次向外界公布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随后，本报联系到李大钊的孙女李乐群。当她得知此事，当即表示希望能看到。
今天上午，李大钊纪念馆将照片捐赠给李乐群女士及其爱人张建国先生。
捐赠现场
端详许久只有“激动”能表心情
今天上午8点半，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李敏将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赠给李大钊的孙女李乐群女士。
这是李大钊在1927年4月6日被捕后拍下的全身照片。画面中的他身穿一袭棉袍，双手微握，双目直视镜头，神色从容坚定。
“我很激动……”李乐群捧着照片端详了许久，却只用了几个简单的字表达心情，“太清晰了！这和我姑姑当年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穿着长棉袍，尤其是他的神情，大义凛然，从容不迫……”说着，她不禁伸手抚摸照片，细细查看。
“平时约她采访的人不少，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但基本上推掉了，只有这一次，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李乐群的爱人张建国说，“因为听说有爷爷的照片，不管多远，我们都要来。”
李乐群说，1927年初，形势很危急，爷爷把家里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保存下爷爷的什么遗物，外界保存的东西比我们自留的多很多。这张照片对我们家人来说非常珍贵，看见爷爷，就想起他在就义前说的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寻找过程
远赴荷兰填补伟人历史空白
各种枪械、标语条幅、图章、进步书刊照片……在李大钊就义84周年、建党90周之际，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展出了在荷兰发现的一批直接反映其革命活动的珍贵资料。
“这几年，我们加大了对李大钊同志文物的征集，之前还去了莫斯科，”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李敏说，“这次在荷兰，我们找到了1000多件文件和照片，都非常难得。”
今年2月份，在获悉荷兰国内的档案机构中可能保存着和李大钊同志有关的档案资料后，由纪念馆工作人员和特聘专家组成的寻档小组先后辗转荷兰的多家档案机构。
一次他们在位于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了这张照片，“我们立即判断出这张照片非常珍贵，于是翻拍后便把它带了回来”，纪念馆宣教部部长于海英回忆说。
遗照价值
衣服褶皱都能看见推翻猜测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清晰度之高为国内未见，就连李大钊衣服上的每个褶皱、地面上砖块的缝隙都看得一清二楚。
“国内也有相同的照片，不过特别模糊，看不见李大钊的手，也看不清背景”，于海英说，“人们都认为这是他在绞刑架下拍的，但是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是站在铺了瓷砖的地面上，因此不可能是在绞刑架下。”
根据史料推测，这些照片资料可能是当时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带回国的。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悍然派军警闯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驻地，秘密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革命者。
同时，敌人分别为被捕的革命者本人拍了照片，这些照片事后到了欧登科手里，从而被他带回国内，后来存入档案机构。具体细节还有待专家进一步深入考证。
李大钊孙女讲述爷爷的故事
最后一年埋头工作足不出户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下了通缉令，爷爷被当做头号通缉犯，他与奶奶、大姑和二姑一起，从家转移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避难。我爸爸、两个小叔叔和保姆还留在家。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爷爷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听姑姑说，爷爷每天都埋头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足不出户，每天收发大量的信件。
一年后，也就是1927年的3月，有一天，专门负责送信的人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大家左等右等，后来才知道他被捕了。于是专门管做饭和打杂的人担当了送信的任务，但有一次出去之后也没再回来。
爷爷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有一次，一个人切菜时把手指头给切破了，血流到了菜叶上，爷爷就说，“哎呀！好多天没吃肉了，看来今天可以开开荤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解不少。
后来，我父亲李葆华就开始负责送信，那年他还未满18岁，已经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他告诉我，爷爷从小就教育子女，“有些牺牲是必须的，是伟大的。”
当时，爷爷本以为使馆不会被搜查，但后来张作霖打败了段祺瑞，占领北京，残暴的他宣布对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不惧被捕留守北京坚持不转移
有好些人给爷爷透露消息，说使馆有可能会被搜查，劝他赶紧离开，奶奶也担心，时时劝他，但爷爷执意留下。
他把中共在北京的主要人物能转移的都转移到南方去了，自己却不走，说“必须有人留守在此，不然谁来做这项工作？”
4月6日，是一个清明节，天气特别暖和，爷爷、奶奶心情都很好，二姑和奶奶连早饭都没吃就上街去了，大姑和爷爷留在家里。突然，外面响起了枪声，然后是人们一边叫一边跑的混乱声音，爷爷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枪。
他带大姑躲进一间小屋。结果宪兵包围了小屋，他们都拿着枪，还带来一个人，就是最初负责送信的那个人。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一看就知道受过了严刑拷打。
他们把他拉到爷爷面前问他，“你认不认识他？”那人说“不认识”，宪兵吼道，“你不认识我认识！”然后就把爷爷绑起来带走了。
后来，奶奶和二姑以及爷爷的一些学生也被关了起来，一直关了十多天。奶奶和姑姑们完全不知道爷爷的情况。
党组织的许多人也计划要救爷爷，但爷爷仍是执意不肯，说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去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
最后露面爷爷神情平静自信
一天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饭，窝窝头都没有吃完，就被拉到法庭，在法庭上见到了爷爷。
我大姑当时16岁，她很清楚地记得，爷爷和清明节那天一样，仍然穿着一袭长棉袍，只是没有戴眼镜，头发到了眼睛的地方，看上去瘦了，但神情很平静，很自信。
法官瞟了眼大姑，问爷爷，“这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没等爷爷回答，大姑就抢着说“是”。我姑姑平时并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当时却脱口而出。
她是怕爷爷把我爸爸说出来。我爸爸才是老大，6日那天，非常偶然地去西郊旅游了，又因为爱下棋，下到很晚，借宿在北大教授家里。
爷爷立刻明白了，说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孩子们年纪都小，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
后来她们就被带走了。姑姑说，这就是她们和爷爷的最后一面。
4月28日晚上，奶奶和姑姑被放走了。奶奶走之前还想问问爷爷的情况，宪兵不愿搭理，说你回了家就知道了。
回到家，奶奶和姑姑心里特别不安，但是无奈等了一夜，什么消息也没有。第二天报纸出来，头版头条就是前一天爷爷遇害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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