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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抽样核查 接通率最多六成
胶南市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在其他公布一把手电话号码的地方也一样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从山东莱山、山东菏泽、安徽宣城、海南三亚和山西省纪委及组织部共5地公布的一把手电话号码中，随机抽取10～20个，在工作时间拨打1～3遍，接通率最多六成，其中安徽宣城10人中仅有两人接通。接通者中又不乏秘书代接的情况，未接通者中有号码错误的，有拒接的，甚至还有公布的号码已经暂停服务的。
山东烟台市莱山区2007年公布了一把手的电话，属于比较早公布一把手号码的政府。
2011年5月30日，记者从莱山区2011年1月1日更新的手机号码中随机拨打了10个号码，6人接听，4人未接。莱山区区委办公室主任梁凤锁说：“我们公开手机号都好几年了，从2007年开始，后来每年都要重新更新。而且我们规定24小时都要开机，最多的一天能接20来个电话，随时都要接电话，我去年大年三十还接了一个。”
2008年3月，山东菏泽市公布了共计164个部门的一把手手机号码，同时，市政府督察室和市监察局还成立了联合暗访组挨个拨打公布的电话，设立举报电话接受各界群众的监督，并在之后增加公布了“辅助电话”。
2011年5月30日，记者在工作时间从菏泽市2011年3月4日更新的号码中随机拨打了10个，其中5人接听，4人未接，1人号码错误。菏泽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修印说：“我们规定是上午8点半必须开始，晚上11点前不许关机，节假日和工作日一样要求。虽然平时有时候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经常接到电话。但是老百姓也确实是有问题、有冤屈，给你打个电话不容易，也可以理解。”
而具有菏泽特色的“辅助号码”，吴修印解释说，那是供领导开会手机信号被屏蔽或者手机关机的情况下拨打的，由秘书来临时代替接听。
2009年4月13日，安徽省宣城市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了市政府60个单位主要领导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今年5月30日，记者拨打了其中10个手机号码，其中只有两人接听，4个无人接听，两人拒接挂断，两人的号码已暂停服务。宣城市城管局局长周和睦告诉记者，打自己手机来反映问题的百姓并不多，因为有专门反映问题的电话，反而是每天都会接到一些推销广告电话。
2011年2月1日，海南省三亚市政府在当地媒体上公布了监察局、旅游委等24个市直部门，以及供电、供水企业一把手的手机号码，下辖的两区六镇的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镇长的手机号码，亦同步公布，共计涉及34个单位。在记者5月30日拨打的10个电话中，6人接听，4个无人接听，接听者中3人开会。
三亚市监察局局长闫业鹏告诉记者，此次手机号码是为了方便春节期间群众反映问题而专门公布的，让群众可以在放假期间直接找到领导，“公布的就是我们长期使用的号码，一般都是开机的，就算晚上休息手机关机了，还有值班室的电话，是不会误事的。”而他也承认，虽然私人空间不免受到干扰，但作为领导“也是没有办法”，“都已经习惯了”。
在记者搜集的资料里，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是在今年3月19日，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为随时接受群众对当地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应，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3月22日，有媒体对这260个电话一一拨打，结果115人可以取得联系，145人则无法联系，有停机、关机、空号、错号等情况。
这一情况似乎至今并无改进。
中国青年报记者5月30日随机拨打了其中的20个电话，12人接听(其中两人由秘书接听，4人正在开会)，5个无人接听，两个呼叫转移，1个拒接挂断。
记者拨打了山西省大同市纪委书记卫宏平的电话，无人接听，但几分钟后他的秘书打过来说明了情况，“我看见这个电话没接上，就赶紧给你打过来回复”，他告诉记者，这是在换届期间专门供群众来反映违法违纪现象而公开的，规定24小时都要开通，书记开会时会场是屏蔽的，就会由秘书代接电话。
找一把手的老百姓并不多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一把手表示，打来电话反映情况的百姓并不多。
三亚市监察局局长颜业鹏说：“直接打电话来找我的不是很多，因为除了公布我们的手机号码，也公布了各个部门的值班电话。”
菏泽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修印也认为反映问题的百姓并不多：“每天接到三五个，但是我事情比较多，一般会安排专门的负责人记下来号码，打过去核实之后再处理。”
山西晋城市纪委书记于若浩的秘书也告诉记者，打电话找于书记反映问题的老百姓也不算多，“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渠道，比如信访接待大厅，那里反映问题的比较多，群众可以去那现场反映、直接记录。这个电话是换届专门的电话，比较有针对性。”
事实上，一些省份的一把手手机号码是恰逢时机、有针对性地公布的，比如海南三亚是春节期间，山西是换届期间。正因为电话具有针对性，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反映，“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跟换届无关的电话，我们就要跟人家解释清楚，让他通过其他途径，比如向信访单位反映，”山西省大同市纪委书记卫宏平的秘书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百姓并不了解政府具体部门的职能而打错电话。烟台市莱山区委办公室主任梁凤锁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接过好多电话都不是我这个科管的，有的反映教育问题等等也打过来，老百姓也不清楚我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我就只有赶紧帮他们落实，跟他们说你这个事不归我管，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帮你找相关部门给你协调。”
“现在的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些电话怎么管理、怎么监督、有没有记录？这些我认为做的都不够，公布一把手号码就是一个很个性化的、很个别的做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说。
百姓需要的是一套机制
徐湘林认为一把手的精力是有限的，解决问题并不是要针对一把手，“这种做法是缺乏制度保障的，在制度层面上，不具有长期性，可持续性也不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立忍教授给一把手们算了一笔时间账。“领导那么忙，他一天有多少时间，他一天在会场泡多长时间，他还要下基层调研，而且下班以后也需要有私人空间，应酬也很多，所以他个人是没有多少时间去接这个电话，必然更多地把电话给秘书来接。其实这对领导个人也不公平。”
他还认为，公布手机号码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不免含有作秀的成分。“现在就是谁运气好蒙着了，打通了这个电话，他就可以反映一个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很可能微不足道，并不重要。但是有一个人他的问题却很严重，很不幸他没有打通这个电话。领导下一个命令，给下级施加压力，就把事情超常规地解决了，这样相当于单独立下一个标准，那比这个事情更严重则需要什么程序来处理呢？”周立忍说。
因此，这个具有随意性和运气成分的办法，在周立忍眼中也是对目前决策质量的一种挑战，“这说明我们现在反映民意的公告渠道还不够顺畅，应该有一套机制固定下来决策机制要建立在搜集的基础上，分出重要的、次要的、不重要的，这样去决策才是有谱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主任贠杰认为，虽然现在反映社意民情的通道都存在，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之前也有市长信箱和市长电话，也有信访部门的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很多地方往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至少是和公众要求的相差很远。所以老百姓才会想要通过市长电话、书记电话这种形式是反映并解决问题。”
贠杰认为，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地想发挥这些渠道的作用，如果真的想去发挥，那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现有的渠道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然后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