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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在就诊时录音保存“证据”，给医生带来巨大压力。 |
“满腔热血技术学会，当了医生吃苦受累；急难险重必须到位，上班下班终日疲惫；从早到晚比牛还累，一日三餐时间不对；晋升职称回回被退，百姓还说我们受贿。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这个被称作“医者感言”的段子，近日在微博上广泛流传，并引起很多医生的广泛共鸣。有医生直言：“这就是我的真实写照。”
说起医生的工作状态，业界有很多说法：中国医生是世界上最艰苦的群体；医生待遇不如搓澡擦背的；某些大夫一年的门诊量，相当于国外同类大夫的一辈子……日前，重庆市卫生局纪检组与山西省、贵州省卫生厅纪检组，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纪委联合调研组完成了一项调研发现，83.88%的参与调查医生认为，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78.52%的医务人员压力达到中等程度及以上。在老百姓为医患关系不对等苦恼时，这些研究和种种说法，是否也该引起我们对医生委屈的关注？
医生心里有苦说不出
“我从医快有20年了，但崩溃、想要放弃的感觉，从来都没停过。”北京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路大夫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医院附近，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更要命的是，轮上值夜班，上完24小时，有时还得继续出门诊，连续36小时不能合眼。妇产科强大的工作量和高风险，每年都会逼走至少2名大夫。
记者曾跟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赵扬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晓蕙、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王笑民等多位专家出过门诊，她们无一人能按点下班、能在中午12点前吃上午饭。往往上午门诊还没结束，下次门诊的号就已经预约到几十个。为了节省时间，不少大夫一连数小时不喝水，避免上厕所。去年10月，本报联合丁香园网站进行的“医生满意度”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医生工作时间在8—12小时，78%的医生每周工作超过5天。不能正常休息、值夜班是很多医生的工作常态。
除了工作累，还有待遇差。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向《生命时报》记者提供了几个数据进行比较。第一，拿香港为例，医学院毕业生刚工作的月薪至少3万港元（约2.44万人民币），是商学院学生的3倍。但内地低得多，本报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参与调查者月薪低于5000元。第二，一个专家门诊的挂号费不足20元，理一次发都不够；一次住院费只有二三十元，还有24小时随叫随到的护士服务，而住宾馆没有几百元下不来。这与医生的投入严重不符。医生是高学历集中的群体，经过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的学习，一毕业就“三十而立”的年龄，不得不面对结婚、生子等家庭重任。
“关键是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不仅要与病魔作斗争，还要防医闹，真是身心疲惫。”一位王姓大夫这样抱怨道。一路走高的医疗纠纷，不断出现的恶性伤医事件，每天都会遇到的患者指责和不理解，都让他感到心寒。还有些患者在就诊时带着七八个家属，有的全程录音录像，都给医生带来巨大心理负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科长杨震介绍：“医患纠纷的剧烈对抗程度，已经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对各家医院来说，摆花圈、设灵堂、停尸闹事、聚众围堵大门，已经是患者家属滋事的‘常规举动’。另有一三甲医院医务科负责人说，他在纠纷调解过程中，为躲避家属追打，不得不两次当着警察的面跳窗逃跑。”
戴头盔上班、设立“委屈奖”……医院成了“草木皆兵”的战场，医生备起了自我保护的“锦囊”。令人遗憾的是，医生的无奈和辛苦往往很难被人理解，即便在出现“同仁女医生被砍”等极端恶性事件时，仍有人认为，这是医生“活该”：他们吃回扣、乱开药、瞎治疗，难的永远是患者。
医生医院成了“替罪羊”
中国患者看病贵看病难，其中的艰辛和无助确实令人心酸。不过，医生所面临的困境，就如同“钻进书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们不得不承受的怨气甚至暴力中，有很多并非因他们引起。如大家关心的药价和医保报销形式，都不是医院和医生能决定的。对此，庄一强有一个经典比喻：“医院像是两只羊。首先是替罪羊，因为制度设计导致今日状况，但患者的气都撒在医院身上；医院又像沉默的羔羊，医生在医改过程中宁可沉默。”
政府投入不足，医院不得不养活自己。庄一强表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是公立医院，但政府投入仅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被逼“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也表示，“医患矛盾不断加剧，政府有责任。”他直言，在患者个人支付比例过高、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上，很多该做的却没有做好。
部分政策不切实际，医生为难，患者不满。比如，主管部门担心医院以延长住院天数、乱开药物而“创收”，将“住院天数少”、“均次费用低”等作为评价医院好坏的重要标准，无形中消磨着医生攻克医学疑难杂症的热情，甚至出现媒体报道的“患者被赶出院”的情况。“长此以往，临床医生没有积极性，学科逐渐萎缩，最终受累的还是病人。”上海瑞金医院分管医疗的副院长袁克俭担心地说。
医疗纠纷，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在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主任王杰军看来，医疗纠纷如同一个棘手的恶性肿瘤，解决途径看似有很多种：双方协商、司法诉讼、第三方调解等。但很多时候，走完一圈下来，最终还要双方协商。此时，往往演变成一场纯粹的利益博弈。在此过程中，患者怨气越积越重，医院医生耗费精力无数，人身安全堪忧。不少恶性伤医事件，都有医疗纠纷没及时解决的影子。
患者将医生“神化”，期待药到病除。“医生只能治好病，不能出任何事！就像商品买卖一样，只要付了钱，就要保质保量包换。”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赵曜认为，这是很多患者进医院的心态。只要一出现问题，就认为是医生的错。其实，医生也是人，医学是非常复杂和有限的。一位刚工作不久的医生委屈地说：“我始终不明白一件事：凭什么给你治好了病，就是天使，治不好，就是魔鬼？”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部分医生的医术医德确实存在问题。医生人文精神缺乏、沟通技巧欠缺的现象，也是患者不满的重要导火线。上海瑞金医院外科教授李宏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名患者告诉我，他看病五六分钟，医生都没抬头看过患者一眼。还要一边打电话，一边检查、写处方。病人躺在那里，心里会怎样想？只有尊重病人，病人才会尊重你。”
医患矛盾的破冰之行
其实，正是患者病痛解决后展露出来的笑容，支撑着无数医生坚守。在医患双方均不满意的背景下，要想让被骂为“白眼狼”的医生重获“白衣天使”的尊重，政府制度的顶层设计、医院医生的努力、媒体和社会的善意，一个都少不了。
医疗市场应逐渐放开。除政府必须加大医院投入，提高医生待遇之外，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建议，政府应对公立医院能承担的职责有理性认识，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尽快将一些高端社会化的民营医院办起来，并让医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由嫣然天使基金会全额资助的北京嫣然儿童医院获批，被业界认为是个值得赞许的信号。
鼓励患者社区就诊。朱同玉建议，要调整不同级别医院医保支付的比例。目前医保支付比例上，大医院和小医院只有5%的差距。费用上不拉开档次，老百姓更爱往大医院跑。应进一步降低社区医疗费用的自付比例，并加大对社区医生的培训，加强患者对社区医生的信任。
医生、医院自身也应努力。谢汝石经常开导年轻同事，面对患者或社会的不理解，我们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好自己的事，毕竟多数患者对我们是感激的。他仍会鼓励有志成为医生的人学医，因为相信现在的不公平很快就会改。袁克俭则建议，医生也应加强沟通能力，有进取心、责任心、同情心，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有可能挽救或击垮一个家庭。此外，专家表示，医院也应自我调整，努力简化就诊秩序，多为患者和医生考虑。
媒体应客观，社会需宽容。“茶水验尿”、“缝肛门”等媒体报道不断消解医患信任。谢汝石认为，个别媒体的报道，在医学界看来不符常理，但这些不客观的个案往往以夺人眼球的标题，迅速扩散。他建议，媒体在涉及医学纠纷时，为避免片面，最好咨询两三位同一领域的医生。庄一强也呼吁，媒体应是社会公器而非偏见的代言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医疗这座围城中的一员，也需要换位想想，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多学习医疗知识。某家医院或某位医生很难去抗争因制度积弊带来的问题，我们所能期待的，便是交给时间，冷静下来，通过医患双方的不断互动，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让患者满意，也让医生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