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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安街街头刚下工的农民工,观看城市的车水马龙。 记者 范传贵摄
《法制日报》视点版昨天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为何“没有安全感”》为题，报道了80后快递员在北京打拼10年的经历。这个来自农村的80后小伙子，非常努力地想融入城市，却不被城市这“庞然大物”所容纳，在一夜醒来便失去了工作。他信奉“干多少拿多少”，对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并不抱怨。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那儿没有发展”，却也觉得留在北京“只是一个梦”。这名80后快递员的生活，可以说是在北京奋斗的底层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
今天视点版推出的第二篇调查，讲述的是来自陕西的80后女孩的故事。她在城市的经历相对顺利，工作也相对稳定，但也在一朝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薪和维权的过程中。偌大的城市对她来说，同样是“缺乏归宿感”。
编者按
□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生活调查
80后陕西女孩常莉在思索再三之后，还没有决定是否应该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班。曾经，她确切地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曾经打工了6年之久的地方。
“最近事情太多了。”常莉连连对记者说，去年年底，原来打工的公司将常莉和其他一干工人莫名其妙地扫地出门之后，她和其他好几个工人一道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薪和维权的过程之中，此事直到最近才告一段落，但她再次面临着新的选择。
说好上社保结果一分钱没上
今年春节前，一位老家在南方的同事的一句话曾经让常莉印象深刻——“如果拿不到应得的钱，我以后撒尿都不会冲着这个方向(北方)”。在常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公司终究还是将他们应得的东西还给了他们。
最近，常莉过去的许多同事又到了另一个地方新建的厂房上班，思虑再三之后，常莉依然没有决定是否和过去的同事们一起过去。
“据说现在的厂房和过去的厂房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到那家公司打工是为了钱，假如现在回去同样是为了钱。”常莉有些无奈地说。
正是觉得收入还不错，常莉在这家公司打工了一段时间之后，让自己的丈夫也来到了这家公司。
尽管只是一个出生于1982年的女孩，但常莉在北京已经算是“资深”打工者了，她从2006年就来到北京了。
常莉过去所效力的公司专门从事生产服装展示道具，也就是人们平时在服装店里所见到的模特模型。
常莉告诉记者，这家公司规模很大，总部在浙江，在北京有其下设的一个经销点和生产基地。
“这家公司的待遇不错，三四千元一个月，比其他工厂高出不少。当初，我们都是冲着这个去的。”常莉说，“我好几年前就在这家公司干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公司突然通知我们北京这边所有的厂都要撤走，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去浙江干，我们就是打工的，哪里愿意跟着公司东奔西颠的，在回答了‘不愿意’之后，公司就不承认我们曾经是他们的员工，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去年的年终奖都还没有发，就要把我们都赶走。”
“最让我们气愤的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公司说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都给我们上，结果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就这么一直拖着一分钱都没交。我们除了向公司讨要剩下的工钱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公司把这几年‘一分钱没交’的社保都给补上。”回忆起那段维权的日子，常莉记忆犹新。
“在仲裁的时候，公司派来的律师一口咬定我们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公司的厂房停产之后，公司也不过来人了。”常莉说，后来她和同事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经过和公司反复的交涉，总算要回了社保和工资。
有了这样的经历，面对新的厂房开张，常莉心怀疑虑。
“按照过去的经验，新的厂房往往条件和管理都不是特别规范，保障也不可靠，人总不能两次都犯同样的错误吧。”常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