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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何以难解？
李华芳
不例外，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又是谈“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主题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回顾历史，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概因当时粮食生产和城市化都遇到挑战，而表面上要解决三农问题，其实还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让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超过十年谈三农问题。一来，当然是因为三农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中国大半人口的生计出路，岂能不谈。二来，如此长时间历经领导层更替还持续谈三农问题，似乎也说明三农问题根深蒂固，谈得起劲只是因为实际操作难有良策。
那么三农问题到底症结何在，为什么发了十年中央一号文件成果依旧寥寥呢？主要的原因是历史上学习苏联老大哥，形成了基于户籍管制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看重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三农为代价，又造成了制度惯性。学“老大哥的坏榜样”形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路径依赖之下，改起来就很难。
在当前城市化的背景下，决策者尽管有心解决三农问题，但现实所迫注定一号文件难有成就。从经济原因上看，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尽管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持续降低，劳动力供给减少最终会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涨，但这是长期里的事情。所以短期上，所谓“廉价劳动力”就是指那些不享受各种福利保障的农民工。以前是工农产品剪刀差补贴工业，现在是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农民工补贴城市。因此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潜台词是继续保持农民工低权益甚至无权益的状态。
其次，另一个经济理由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旦农民工失业，保留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可作为一种缓冲，因为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回去干农活。这也是农地制度难以更动的一个理由。另外，一旦农村土地私有化进入一级市场流通，就会打破现在的国有垄断土地买卖的局面，无疑也会冲击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地方政府也会有意无意抵制农地改革。这是农地制度难以更动的另一个经济理由。
当然，三农问题从来都不单纯只是经济问题。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作为权益受损主体，已经日益参与到政治博弈中来。在决策层看来，私有化农地恐怕会造成更多的“无地农民”往城里去，成为不安定因素。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下，防止造成大规模的“无地农民”在政治上是非常紧迫的。尽管不改农地制度，让农民工漂泊在城乡之间，也不是上策。但防止更大的不稳定才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农地制度难以变更的政治理由。
尽管三农问题难解，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还是能带来一线曙光。如果城市化进程足够快，释放的经济外溢性足够大，能吸纳大量农民工落户，就能走出一条政治上可欲经济上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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