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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前CEO康培凯
以下为文章全文：
逃离紧张的生活
通过声音判断，放在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餐桌上的那部黑色手机一直在收取电子邮件。康培凯用的是一款罕见的诺基亚E7原型机，这款手机尚未上市，但有望于明年开售。“我走的时候，他们让我留下这部手机。”他说。
57岁的康培凯在诺基亚工作了将近30年。他从诺基亚的一名律师一路晋升为CEO，但是今年9月10日，他却被解雇了。正是从那时起，他忙碌的生活也戛然而止。尽管仍是工作日，但他现在却非常放松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在他的日程上，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一名商人朋友共进圣诞节午餐。“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已经15年拒绝了圣诞节午餐的邀请。”他说。
离职将康培凯带回了正常的生活，如今，他终于有时间购物、打网球并阅读传记了。当他5年来首次能够前往Vermo观看赛马比赛时，他兴奋极了。“我只对赛马感兴趣，对赌马没兴趣。”他说，他已经将许多赛马的血统牢记于心。
然而，放松的生活仍然需要一段适应期。担任诺基亚总裁兼CEO期间，他每天8:30到办公室，12小时后离开，回家后还会再做一些工作。康培凯每年有140天在外出差，多年都没有真正放过一天假。他说：“我通常在圣诞节期间或是8月的第二周会放松几天。”
康培凯承认，直到最近，他才有时间思考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紧张。“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而且无怨无悔，从不含糊。”他说。然而，今年秋天，在康培凯身上却发生了一些事情。
国际名人康培凯
为诺基亚效力多年使得康培凯成了富人。例如，2000年时，他的收入就达到1360万欧元(约合1785万美元)。他与现任妻子尤苏拉·拉宁(Ursula Ranin)在赫尔辛基南部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住了8年，但他们两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楼下的对讲机上。
房间内颇为时尚但却并不张扬，墙上并没有挂太多的画。房间里摆放的物品都很古朴，桌子上放着几本有关艺术史的书籍。楼上有一间书房，里面放着他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物品，还有两个酒柜。“那里放的都是好酒。”康培凯说。
上世纪90年代，康培凯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彼时，诺基亚股价飙升，而股票期权则为公司的管理层带来了巨额收益。“对我而言，致富是一种古怪的感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这种感觉持续了多年。整个90年代，我都是一个背负住房贷款的普通人。”
担任诺基亚CEO后，康培凯成了国际名人，他的照片甚至登上过《财富》杂志的封面。但并非所有的关注都是正面的。在芬兰，很多人都会想起他的漏税丑闻：他当时没有申报从瑞士买来的、价值1.1万欧元的商品。还有人将诺基亚当前的困境归咎于康培凯。“在聚光灯下，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十分讨厌当CEO，但却必须接受现实。”人们会在路上对他指指点点，与他攀谈，并索要签名。康培凯承认，这种公众形象使他做事小心翼翼。他说：“我不会大晚上跑到街上去，因为随时都有可能碰到怨恨我的人。”
永远不买iPhone
离职后，康培凯淡出了公众视野。现在，他很放松，甚至很享受。他认真地倾听问题，然后给出颇具考量的回答。但由于签订了保密协议，他不会再以任何方式评论诺基亚。“对诺基亚，我最想念的是人。”康培凯说。他们一起工作，而且周围总是有一些有才华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最终都成了朋友。
被解雇的CEO通常都会对自己未尽的事业感到惋惜。许多人会公开表达失望，甚至愤怒之情。康培凯从未批评过诺基亚。在他看来，如果一名CEO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出于股东利益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就应该终止他的任期，至少也要有这方面的考虑。“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我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被免职后，原先的愿望都被轻松的生活取代。永无休止的旅行和长时间的工作无法再吸引我。”他说。
康培凯收到过数十家不同企业和项目的邀请，希望他担任董事，但都没能引起他的兴趣。“我不认为我还会担任任何公司的CEO，这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今年秋天，他已经开始享受闲暇时光和更加平和的生活方式。他思考过自己的情感和价值，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严格的职业道德。“我想向年轻人传授商业管理技巧，并与他们分享我在诺基亚积累的经验。”他已经与一家教育机构进行过沟通。
无论如何，诺基亚和康培凯之间仍然有着很多联系。他仍然是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的董事长。他也仍然会去美国出差。一周前，他还刚刚从中国回来。他说：“从中国回来，花了我28小时。在曼谷机场时，我想，不应该这样。”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芬兰的许多企业高管都开始使用苹果iPhone，但康培凯却是诺基亚的忠实用户。“我想，我永远不会买iPhone。”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