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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发话之所以有效是在于总理拥有制裁能力。总理发话本身，在中国已经属于一种制裁，这种制裁是最为初级的“批评”。
据媒体报道，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并称：“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4月15日晚上，工信部回应，将推动企业加大投资、降低流量资费，并已立即布置相关企业研究落实。这是一个既庆幸又酸楚的消息。
当说庆幸的时候，是庆幸国务院总理讲话有用。国务院总理讲话有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4月14日李克强提出批评，4月15日晚上工信部就向媒体透露立即落实的消息，在当代中文语境中可以说是有关部门领导“连夜”学习了李克强讲话精神并执行指示。所以，国务院总理讲话不仅有用，而且是太太太有用了。之所以说庆幸，是因为这一事例证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还有发动机，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起搏器。
当说酸楚的时候，是酸楚于必须要由国务院总理发话才能解决问题。网速慢，费用高，这并非是今天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从中国有了相关产业和消费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伴随而生。十多年前由于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网民只能处于万马齐喑的纳闷状态，但最近五六年已经不同，网速慢、费用高已经是多数网民的共识，作为消费者一再提出质疑、批评和提速、减费要求。然而，相关部门和所谓专家连最起码的网速慢、费用高事实也不予承认，居然可以振振有词地辩解为网速快、费用低。要到今天连国务院总理也难以忍受了，才能走上提速、减费的道路，难道不是国民的酸楚吗？
为什么消费者长期的意见不能得到呼应，而国务院总理一句话就能立即照办？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所解决的不过就是一个网速慢、费用高而已，对于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恐怕并不能有所引申，甚至即使在上网问题本身也未必就能获得真解决，因为即使进行了提速、减费，但利益部门和企业未尝不会设法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其它项目让消费者付出新的代价。
国务院总理发话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在于相关部门不能继续按照愚民、狡辩的路子应对。当网民一再提出网速慢、费用高的意见时，相关部门可以从自己的权力地位出发，从而设定为网民都是群盲，组织所谓的“专家”进行愚民发言和狡辩，发出网速快、费用低的“权威”定论，从而否定网民意见的事实基础。这不是什么真的专业问题，因为网民当中实际上有着远比相关部门多的真正的专业人士，所谓的“专业”在相关部门来说本质是权力，没有权力的专业人士不是专家，不是专业人士只要有权力就也是专家。然而，当面对总理，相关部门在权力秩序上就处于低级地位，他们不敢也不能组织所谓的“专家”来给总理上课、洗脑。可以向下愚民，但不可以向上愚总理。
国务院总理发话之所以有效，其次是在于总理拥有制裁能力。总理发话本身，在中国已经属于一种制裁，这种制裁是最为初级的“批评”。如果相关部门不接受“批评”，那么，总理未尝不可以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进一步更多的制裁手段，比如最常规可以是“你不想干了，那就让别人来干”。然而，消费者却不拥有实在的制裁能力，虽然理论上消费者可以拥有言论批评、诉讼惩罚、社会抵制等手段，但实际上都很空洞无力。即使总理，当其作为普通消费者时，也不过就如其他消费者一样属于待宰的羔羊。总理之所以能够发出不做待宰羔羊的批评，是因为他除了是消费者，还是总理。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除了待宰，别无反抗能力，所谓意见不过是待宰过程中挣扎着的几声哀鸣。在上网速度和资费问题上，中国消费者的幸运，是有了一个能够跟普通人一样上网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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