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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在一线做过多年记者，还做过战地记者。参与国际报道的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胡锡进：增加了我的见识吧。我跑过一些国家，亲眼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直接采访了南斯拉夫战争，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记者，和他们打过大量的交道，所以知道外国媒体是怎么做的，知道中国和西方媒体有什么天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从发源来讲，媒体是西方发明的，报纸、电视，都是西方社会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跟他们的社会现实环环相扣，扣得非常紧。中国的媒体，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做不到像西方媒体一样。我总跟西方记者说，我们的媒体没有你们那么自由。但是媒体又是改革最活跃的部分，通过改革和媒体人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在变化，这是中国媒体的现实。
西方媒体的自由有先决的社会条件，社会组织的三权分立，各个社会集团通过对立来实现平衡，这种对立给媒体的自由形成了大空间。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和谐，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激烈的政治碰撞，利益分歧的时候，社会主张通过协商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不主张对立，这给媒体的发挥空间设置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无论喜欢不喜欢，这是现实，我们可以改造并同它一起变化，但我们绝跳不到这个现实之外。人物周刊：你的有些观点是对的，是出于一个综合、均衡的考量。但是类似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我不能够赞同。你说把人权和主权对立是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攻势，你不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吗？
胡锡进：我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人权和自由民主，说它们是全人类的价值，我也非常同意。但是这些词被西方政治化了，它们的现实含义已经超出了这些词原来所对应的概念本身，当西方把自己的这些词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外交工具时，事情就变味了。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关于该不该搞民主和自由，认识是相同的和有共识的，只不过该怎么做没有共识。
中国在进步，谁要不承认，就是睁眼说瞎话。不能把民主的进步仅仅看成是选票，一人一票，这样理解民主太狭隘，这真是掉入了西方设计的轨道中了。中国人不至于这么愚蠢。我们要更加实事求是看民主，坚定不移推进民主。
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我认为它们是统一的，人权和主权应分开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的人权怎么能离得开主权呢？中国在历史上因为主权问题吃的亏还少吗？我们多少人被外国人杀掉？以前主权不行，在世界上的空间就小。现在世界上各国在争夺发展权，主权强大，国家就会得到大的空间，这和人权有直接关系，干嘛要对立起来？那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不动脑子，跟着西方跑，或者是故意的，谋取自己的利益。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打比方，说一户人家，丈夫好赌又好色，还打老婆孩子，有一天狂打老婆孩子，邻居指责，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主权，你别来干涉。
胡锡进：用这个来形容中国？这是非常低级的比喻，国家的事情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一个家庭，三五个人，一个国家多少人？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要比一个家庭复杂多少倍，打这种比喻的人是脑残或者别有用心，这怎么能一样呢？
今天来说，中国国力还不够强大，跟西方比还比较弱势，强调别人不干涉中国内政，这符合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如果不坚持这一点，而是主张大规模干涉国家内政，这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爱国没有什么坏处，帮助这个国家，尽我们所能，推动她往前走。有一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一朋友很有钱，想移民美国，他就劝他，“你就是到美国去，还是中国人，你还得吃中国这碗饭，中国好了，你在美国地位高点，中国地位低点，你在美国更惨，你融不进那个社会了，你注定是中国人了，你要走的话还不如在国内。船漏一点，咱补一补，咱就能往前走了，就能开到对岸了，就不至于沉没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踩呢？
反正我是这样的，美国的利益有人去维护，用不着我们。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发展机遇，有可能成长起来，我们要打断这个进程吗？有人在网上说，这是一个烂国家。没错儿，我在社评里也那么写过，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毛病让我们不知道是该爱还是该恨它。但我看到它的希望，以及它的现实成就，我选择爱它，保护它。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哪个阶段对美国很向往？
胡锡进：我现在也觉得美国很好，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很可能选择生在美国！美国情况好，生活平静，一生享受那么多自由，中国有这么多问题。生在美国没什么不好，但是生在中国给了我另外一种命运，让我不断去奋斗和努力，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改变这个国家，我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穷啊，眼看着国家一点一点变化出来。1984年我和我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在宣武门散步被一个台湾人看见了。那人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说他是台湾老兵，老家是河南的，回大陆探亲，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手挽手的年轻人。我女朋友那年24岁，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吓得躲在我身后，都快哭了，胆小啊，从来没见过台湾人。我当时还在部队，分手的时候，我跟对方握手道别，说“请回去向台湾青年转达我的问候”，多傻啊！我俩还都是大学毕业生呢，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人说这么傻的话吗？
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闯过来，知道还要往前走，没有一个社会生下来就“咣当”特别好，咱就这个命，没给生在美国，还不错生在中国，经历这种变化，要给你生在利比亚怎么办？咱庆幸吧，没做埃及人和利比亚人。这也是我的一句真话。两个“环球”？
人物周刊：有人说《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存在“报格分裂”，在题材选取上存有双重标准。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胡锡进：中文版、英文版我都是总编辑，说它们办报理念有什么不同的人根本没看懂。双重人格这个词多么适合在网上流传，多么适合去刻画一个人，特别是你不喜欢的人和媒体。仔细读一读吧，一切就不攻自破了。英文版开创的时候，前半年我天天上夜班，稿子我亲自改，英文版最早的几个比较冒险的报道，涉及异见人士、游行示威的稿子，都是我主持做的，那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改的。
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们的原则都是“说真话，说实话”。中国尽管有很多不足、很多问题和意见，但整体来看，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经得起实话实说。我讲实话，有的时候会经历来自各方的障碍，不光是官方，还有互联网、微博，但讲真话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越讲越真，越讲越实。我们的报道、特别是评论形成了创新，不是简单发牢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有生命力。如果相反，你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一些很敏感的话题，《环球时报》也碰了，记得有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当晚的突破性报道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总之，我承认，《环球时报》不是鲁迅，现在鲁迅很多，我总是对同事们说，让我们做蔡元培，做胡适吧。
人物周刊：有句话流传很广，“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我觉得批评应当越来越自由，我也支持批评，我们经常批评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合适的地方。中国社会需要逐渐习惯批评，官方不用因为批评而那么纠结，民间也不用对官方对批评的有些限制也那么纠结，这是个过程。
批评显然在前行啊，难道不是？网络，微博，这些工具出现就是批评的革命，社会和政府都在越来越适应。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永远需要一个秩序，批评在什么样的限度上会损害国家的基本秩序，会毁灭政府的权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限度在变化。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杜德在北京、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美国时给《今日美国》做记者，非常有名，他告诉我说中国无论怎么样发展，一定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我非常同意。当然，执政党的权威不能总是通过限制批评来维护，这一点中国社会已经有共识。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有无担忧？
胡锡进：怎么能没担忧？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变，权力结构在变，他们已经具有反思和纠错的能力，他们有这种愿望，能力也在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行政权力制约、自我控制，听证制度，依法治国……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总的来说在往前推，律师行业越来越繁荣，我们看到中国的律师都挺有钱，这就说明法律越来越有作用。
中国大的环境挺紧迫的，全球化的环境，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比如我们的民主跟西方有一定差距，西方的民主搞得不错，这不是虚伪的，但是一时又拿不过来。于是西方批评我们，国内自由派也主张学习西方，形成了两种压力，这两种压力会长期伴随中国政府，会形成长期压力。中国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楼修了一半，100层的楼修到30层，突然改换图纸，大规模改换图纸，那是改不动的。如果中国发生革命，权力的运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利益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经历颠覆式的调整，那这场革命就有可能变成灾难。
中国人的价值观跟西方有什么不同？一定是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谈普世价值，问题是同样的，普世价值肯定有，但“普世价值”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了，好像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誓，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另外一种政治宣誓，这是很糟糕的一点。中国现在没有理性讨论的环境，大家就是站立场，看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阶段，会过去的。
人物周刊：你的头脑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锡进：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理想的中国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走出来的。
整个世界有趋同之势，中国和美国，会有一些趋同的地方。美国的优点，中国能尽量多地学来，但是中国，我相信，肯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无论怎么学也变不成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民主的形式是什么样，需要我们慢慢、慢慢走出来。美国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怎么走出来，这需要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这是保证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前提。保持住这一点，中国就能往前走，很多问题会在当中一点一点解决。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孙佳宁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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