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自发要求和内生动力更强大的力量。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拥有先行先试优势的毕节试验区,到2011年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全国14个特困片区中率先启动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铜仁市,贵州省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走得最早、步子最大、要求最为迫切,他们在体制机制上创造出的一系列经验模式,也为全国扶贫攻坚提供了表率。
首先是创新了突出产业、保障民生的差别化扶贫机制。完善贫困识别体系和贫困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救助式扶贫、搬迁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
对低保标准以下的全部贫困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提供补助,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是救助式扶贫,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权;为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创造条件,提供生产发展机会,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发式扶贫,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发展权。
汽车在赫章县的山间行进,翻过一个山头,眼前豁然出现了一幅草原景象,温柔起伏的小山坡上绿草茵茵,牛羊成群在草坡上吃草。兴发乡中营村农民秦保芬抱着刚出生两天的小羊羔告诉记者,她从去年开始入股合作社养羊,现在已经有100多只羊了,一年的收入有3万到4万元,比过去种地的收入高很多。赫章县副县长王天军介绍说,草地生态畜牧业正是赫章县打造“三个百万工程”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核桃产业、中药材产业,通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就是“造血式”扶贫的根本,抓住了产业就抓住了扶贫开发的“牛鼻子”。贵州省委、省政府规划出“十大扶贫产业”的发展布局,启动了以核桃、中药材、草地生态畜牧、蔬菜、乡村旅游、精品水果等为主导产业的10个高标准省级现代农业扶贫示范园区,力争做到1户贫困农户有1项增收项目。
除了救助和开发,搬迁式扶贫也许是贵州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省份最不得已也是最明智的举措。
贵州省贫困人口中95%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革命老区等连片特困地区。自2001年开始贵州省启动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2012年5月再次展开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按照规划,2020年将有200万贫困农户搬出生活条件恶劣的山区。这是一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实施的最为浩大的移民工程,直接关系到贵州能否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贵州给这项大工程定下核心理念: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铜仁市松桃县正大乡有一座“中国苗王城”,距离湖南省的凤凰古城仅一小时车程,几百年历史的原生态苗寨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现在,苗王城门楼前,一条整齐划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二层小楼旅游街正在建设中。
“这条街以后就用来发展旅游服务业,楼上住人,楼下就是一个门面,可以做点小生意。”铜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席佐成告诉记者。现在铜仁市把扶贫生态移民与小城镇建设、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政府投资建设路、气、水、电、房,并且采取“每户一保障、一套房、一个门面、一个就业岗位、一个孩子免费读职校”这“五个一”的措施。
在松桃县高岩村村民龙志坤看来,这样吸引人的政策正是他决心搬离故土的重要原因。“天天都盼着房子赶紧修好,一家人就不用再住那个‘破地方’了。”“破地方”指的是他家现在所在的高岩村,那里石漠化严重,山坡上仅有的土地已开始龟裂。
其次是创新了扶贫资金运用机制。贵州省在扶贫资金分配上,以生产资料补贴、劳动技能补贴等代替现金发放,并且创新金融制度,撬动了更多资金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入扶贫事业。
扶贫资金分配有的投向生产资料,不但帮助农民将产业发展起来,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对话能力。在江口县闵孝镇的红提葡萄基地里,1000亩土地上竖立起了水泥柱、撑起了大棚、种上了红提,现代高效农业的模板第一次出现在山沟沟里。
产业发展起来,企业赚钱了,农民呢?江口县副县长杨胜美告诉记者,政府给农民葡萄苗、水泥柱、无雨化大棚等补贴,带着这些生产资料,依托基地的技术模式,周边农民很快又发展了600多亩红提;如果带着这些“资产”入股企业,每年还能按照“二八”比例来分红呢。
一部分资金投向农民技能培训。在产业发展中,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在梵净山旅游景区里,农家妹子曹恩旭开了一个“曹妹山庄”,她一早起来一个人收拾了客房,还做了两大桌菜,麻利得很。她告诉记者,以前在外面打工,北京、上海都去过。后来家乡搞扶贫旅游开发,她就回来了,参加了政府免费组织的厨师培训、服务培训等四次培训,就把这个农家乐给办起来了,“现在一年能挣十几万元,比打工挣得多。”曹恩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