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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引起了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10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4.4%，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尽管从新兴市场的角度看幅度不大，但已超出了中国居民的心理承受水平。要做出应对通胀的最佳政策，重要的是要了解其产生原因以及评测未来12个月的预期通胀程度。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的国家，确定一个通胀率的适当容忍界限，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益的。
截至目前，通胀上升的原因是食品价格上涨。10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中的食品部分同比上涨10%，在整体通胀中占2/3，而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6%。在探讨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时，货币主义的解释比较普遍。经过2008年年底以来的大规模货币扩张之后，充斥着大量的流动性，对物价特别是资产价格形成了潜在的上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有报道说投机性活动推高了几种食品的价格。从长远看持续的货币扩张会推高通胀率也属实。然而，货币与通胀的联系更多是间接的和复杂的，而不是如简单化的货币主义的解释所言。
通胀基本上是由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决定的。目前，几种食品市场遭到国内的供应冲击，特别是上涨幅度最大的蔬菜价格，因其受到坏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最近国际市场食品价格上涨增加了过多压力。由于政府决策者的管控，中国的大米和小麦价格并未紧跟国际市场价格；但中国的玉米和大豆价格紧跟国际市场价格，而这些产品涨价为推高肉蛋类产品价格助了一臂之力。与此同时，与住房相关的成本推动也起了一定作用。除食品和住房价格外，其他价格继续受到遏制，10月份同比上升0.8%。
通胀不太可能升级，但预期很重要，风险是存在的。食品价格不太可能保持近期的速度继续上涨。从国内看，推高价格的供方因素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从国际看，经过今年初夏诸如食品和许多工业原料等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主流预测专家们并不预期它们会以这种速度继续攀升。一般来说，尽管美国实行进一步的定量宽松，但普遍认为全球通胀前景是温和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地诸多市场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的确，美国刚刚记录下1957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核心通胀率。
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溢出效应反映到工资和其他价格方面存在一些风险。这种风险是可控的，但需要给予政策关注。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常会抵制实际工资下降。因此，食品或能源价格飙升之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工资上涨，这就会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在低生产率增长的环境中尤为如此。在中国，对于价格冲击往往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容易吸收，原因是强健的生产率和工资增长，而且由于工业生产率增长迅速，核心通胀率一开始就很低。尽管如此，鉴于目前通胀预期大幅上升，而劳动力市场没有过去那么宽松，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限制食品价格溢出效应扩展到其他价格和工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胀风险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必要性使得货币政策恢复常态化的理由更加充分。的确，鉴于中国经济中几乎不存在过剩产能，增长前景可观，而对于房价上涨过快忧心忡忡，回归常态化有必要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因而，经过2008年年末开始的货币总量大幅增加之后，货币增长需要在不久后回落到大体上与名义增长相类似的速度。此外，更多地依靠利率而减少对信贷控制等定量手段的依赖，会有助于减轻对资产价格的潜在压力，减少价格扭曲。10月份人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但仍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还需要进一步上调。
对金融资本流入的影响的担心过头了，这并不是不上调利率的好理由。由于中国基本上有效的资本控制，净金融资本流入额（中国称为“热钱”）与国内信贷创造相比实际上是很低的。而且，外汇储备的增加绝大部分不是来源于金融资本流入，而是来源于经常账户盈余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然而，通胀前景似乎问题不大，并未严重到需要采取行政措施压制全面通胀或者推迟必要的价格调整的程度。在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的国家，物价需要适当的变动以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变。在多数新兴市场国家，4%～5%的温和通胀并不被视为一个大问题。将通胀抑制在很低水平有可能妨碍有益的价格变动。例如，中国需要提高资源和公用设施尤其是能源和水的行政价格，以帮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此外，提高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助于提高农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别，从而帮助改善基本收入分配。假如出于对温和通胀的担忧而压制了这类有益的发展，将会是真正令人遗憾的。因此，稍许提高对温和通胀的容忍度，可以有助于带来一些政府所希望实现的结构改革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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