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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收获》杂志的编审，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他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 作家。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来以阅读面宽阔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他苦笑着对记者说，自己算是个职业文字工作者，每年不知要和多少名家大作过招，编改之间，从来都应付自如，颇受好评。但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他似乎总显得捉襟见肘。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随意篡改“更光明”
42岁的叶开最初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而现在，博客大标题则更进一步：“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叶开女儿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1993年之后，原来人教版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陆续启用多个地方版本的课本。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思想改造，不是给孩子们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而好友晓苏则公开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
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改造，这样一来，课文的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孩子们学到的课文，都是已经掺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巴金的《鸟的天堂》被选入教材后，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将原文和课本中的修改版做了对比，并一一列出被改动之处。比如，巴金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进了课本后，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相比之下，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叶开说，这个篡改更荒唐，榕树都“被抛”了，你还“感到一点儿留恋”?
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叶开说，原本巴金用得很精妙的一些词句，被改动后，成了“课本垃圾”。
■“另一种毒素”
12月1日，叶开走进一间茶餐厅，叫来服务员点茶水，然后不厌其烦地问这家店不同茶叶的成色、年份和产地。“我对菜比较有要求，从食材，到教材，我都要最好的。”叶开笑着说，其实生活里大多数时候，自己并不会这么较真，有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比如女儿的成绩，他就看得开，他甚至和女儿开玩笑，考试成绩太好，就是一桩丑闻。遗憾的是，女儿常常将丑闻带回家。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看了很多书，也逐渐对语文课本挑剔起来，常和父亲一起批判那些“垃圾”。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过得去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觉得，这是一位真性情的作者。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曾有网友指出，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但这一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在同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比如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前者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任教，教基础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我是有教学经验的。”叶开说，他那时脾气很大的。老教师们常反映说“你上课上得不好”，他当时就说“放屁！什么不好啊！大家上公开课，我看同学们学得还行啊。”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我觉得一个人对现行的教材不满，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语文教师的苦恼之一。”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这首诗，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常常被要求背诵，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质疑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爱保姆，恨父母”。但为什么呢？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对课文的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
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很遗憾，课堂上没有老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不在教学大纲要求之列，不在考试猜题之中。简而言之，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不需要的”。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首先它“不真实”。这样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